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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20 16:20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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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立中:实证性量化研究和诠释性质化研究的联结:来自韦伯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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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实证性量化研究   诠释性质化研究  

谢立中 (进入专栏)  

   摘要:实证性量化研究具有数量化、客观化、普适化等特点,但它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无法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反之,诠释性质化研究可以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一个良好的因果解释,但却具有主观化、非量化、个案化的特点,其研究结果的客观性、确定性相对较弱。韦伯倡导的理解社会学试图将实证性量化研究和诠释性质化研究的优点结合起来,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相对可靠的因果分析模式,这为我们今天理解实证性量化研究和诠释性质化研究提供了一种值得参考的思路。

  

   近年来,国内社会学界对于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的合理性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问题是这两种研究方法中何种方法才能更好地帮助我们描述和理解社会现实。对于这个问题争论双方各执一端,一方认为,量化研究方法不能揭示社会现实的深层机制,只有质化方法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机制;另一方则坚持认为,只有量化研究方法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可见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界一个无可回避的争议性问题。其实,熟悉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历程的人都知道,这一问题并不是今日才有的,更非中国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中才有的问题。随着社会历史研究领域中所谓人文主义取向(如德国人所说的精神科学或人文科学等)的形成,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孰更合理的争论就已经开始出现。在较长的时间里,这两种研究方法的认同者之间似乎一直处于对立状态,但也有一些人试图将这两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在看待这两者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寻找出一条折中的道路。在后者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就是一个重要的代表。本文仅对韦伯在这方面所做的探索进行一个简要的回顾,以期从中获得一些对解决我们今天的争论有益的启示。

  

一、实证性量化研究的特点和局限

  

   在上述争论的语境下,如果我们回顾韦伯有关理解社会学的相关论述,就可以看到,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其实可以看做是最早试图把量化和质化两种研究模式加以联结的一种尝试。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对比量化研究方法和质化研究方法各自的优点和局限。

   首先看实证性量化研究的特征。笔者把实证性量化研究方法的主要特点简要概括如下:

   第一,数量化。无论在概念还是在陈述方面,都要求用量化的方式来加以表述。不仅概念必须以一种量化的方式明确界定(如将老年人界定为年龄大于65岁以上的人,将受教育水平界定为接受正规教育的年限,将幸福感界定为某种幸福感量表的测量分数),而且关于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的陈述也必须尽可能地以量化形式来进行(如:Y = a + b1X1 + b2X2 +……Y = X1/X2Y = X1× X2,等;其中s、X1、X2等都是以量化的方式明确界定过的概念)。

   第二,客观(外在)化。所谓客观化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由于概念和陈述都已经以量化的方式加以表示,从而使得无论是概念所指涉的现象还是陈述所揭示的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关系都成为一种可精确加以观察或测量的对象,量化研究所使用的概念和形成的陈述都必然具有较高的客观确定性;另一方面,量化研究同时也必然侧重于把研究对象中那些可以客观测量的方面给揭示出来,而有意或无意地忽略那些无法客观测量的方面。这种能够客观观察到的东西,主要是能够重复被观察到的事物的各种外部特征(据此我们可以理解涂尔干在《社会学研究方法论》一书中为什么坚持要求社会学家必须首先观察研究对象的外在特征而非内在特征,因为后者难以被客观地观察到)。侧重于揭示和描述研究对象的那些可以客观观察的外在方面,是实证性量化研究的重要特点。

   第三,普适化。因为量化研究主要测量和观察的是客观事物所具有的可被重复观察到的那些外部特征,其测量或观察结果具有较高的客观确定性,观察者的主观意志对观察结果的影响相对较小(或者说可控程度相对较高),因此,人们便可以开发出一些方法(如问卷调查等)来同时使用大量人员批量进行一些标准化的观察和分析。这样它也就非常适合于用来对事物的一般性状况、发展趋势以及相互关系进行相对精确的数量化描述和分析,从而使得其对事物状况、趋势和相互关系所做的陈述具有较高的普适性。

   上述特点被视为实证性量化研究的优点。由于这样一些特点或优点,实证性量化社会研究模式与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天文学等一类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非常接近,因而其成果也经常被视为最符合科学标准的学术成就。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坚持社会研究之科学立场的人往往坚持将实证性量化研究作为自己研究工作基本模式的主要原因。

   但是实证性量化研究方法也有自己的局限。关于量化研究的局限,人们已经有过很多探讨,其中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局限就是:在探索社会现象(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尽管统计学家们做了很多努力,但社会科学中的量化研究其实只可能形成对社会现象之间相关关系的判断,而不能形成对社会现象之间因果关系的判断。

   涂尔干的《自杀论》一书是社会学诞生之后,社会学家们最早尝试采用量化分析方法来对社会现象进行探讨的著作之一。尽管和今天相比,涂尔干在这本书中所使用的量化(统计)分析方法还非常简陋,但其基本原理和今天的量化分析方法完全一致。因此,我们可以以这本书为样本,来探讨量化分析方法的局限。

   在《自杀论》一书中,涂尔干以他倡导的比较分析方法(主要是共变法)原理为据,借助当时的统计分析技术,对自杀率这种社会现象(或变量)与可能影响自杀率的各种社会现象(或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细致的分析,涂尔干发现,像精神失常、种族特质和遗传、模仿心理等生理或心理因素。以及气候、气温等天象因素与自杀率之间均不存在共变关系;与三种不同的自杀类型(利己型、利他型、失范型)存在共变关系的因素主要是社会的整合程度(整合不足、整合过度或社会失序)。例如,当涂尔干在解释为什么新教徒的自杀率常常高于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时,他依照共变法原理比较了各种教徒人口在当地居民中的比例大小、各教派教义对待自杀的态度以及各教派团体对其内部成员的约束(或整合)程度等因素对自杀行为的可能作用。结果发现,前两个因素与自杀率之间都不存在严格的共变关系(新教徒比率小的地方自杀率依然很高,新教和天主教教义对自杀都持相同的排斥态度),只有内部约束(整合)程度这个因素与自杀率之间有较严格的共变关系(利己型自杀率低的教派团体内部整合程度较高,反之亦然)。因此,涂尔干得出了影响自杀率的主要因素是社会的整合程度这一结论,并由此认为,无论何种类型的自杀,本质上都是由某种社会原因造成的,各种各样的个人因素至多只是直接促发自杀行为的导火索,而非导致自杀行为的根本因素。

   然而,正像后来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像涂尔干这样运用统计方法来研究自杀现象存在某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即:他们通过统计分析所发现的自杀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充其量只是一种共变关系,或者用今天大家更为习惯的术语来说,只是一种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虽然比较严格的相关关系会使人想到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因果关系,但休谟等人的讨论早已表明,从逻辑上说,单是严格的相关关系本身并不足以证明拥有相关关系的二者之间必然存在着因果关系。无论是在社会科学还是在自然科学中,科学研究的实践都已经表明,人们不可能只是根据两个现象之间具有相关性(或者具有共变性),再加上发现两个变量之间在时间上有先后顺序,就断定它们之间是因果关系。要想判断具有相关性的两个变量之间是否真的具有因果关系,就必须进一步对它们之间的因果机制做出解释。

   那么,因果机制解释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呢?考察一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已有的因果机制解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解释的实质内容就是用更低层次结构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由这些成分构成的高层次整体的变化。比如,用细胞的运动来解释我们器官或者肌肉组织的变化,它的新陈代谢、它的存活和死亡;用我们的器官或者组成我们身体的生理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解释我们整个人的机体的生存和变化;用原子间的相互作用去解释分子的运动;等等。这些都是因果机制解释。

   将因果机制解释原理运用到涂尔干的自杀研究案例中,就意味着,当我们像涂尔干那样通过统计分析发现了自杀率和社会整合程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之后,为了判断它们两者之间是否确实存在因果关系,我们就应该将观察和分析的层次从自杀率和社会整合程度这两种宏观现象层面下降到更微观的现象层面,用构成这两个宏观现象的结构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对这两个宏观现象之间的关系状况进行解释。由于各种宏观的社会现象归根结底都是个体行动者通过自己的行动构建出来的,个体行动者是构成各种宏观社会现象的终极性结构成分,因此,所谓用构成宏观社会现象的结构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解释宏观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就是要从个体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来解释宏观社会现象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就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所做的研究来说,就是要从个体自杀者的行动和互动中来考察团体约束或整合程度与自杀率之间到底是否存在着因果机制。换句话说,要想确认社会整合程度与自杀率这两个具有相关性的变量之间确有因果上的联系,就必须要有统计数据之外的证据。这个证据就是因果机制分析,就是对个体的行动和互动进行分析。而这首先又意味着,研究人员必须对个体行动者的行动和互动过程进行观察,以获得进行这种因果机制解释所必需的经验材料。

   但涂尔干并没有这样做。由于涂尔干等持实证主义立场的学者们坚持否定有关自杀者个体行动及其动机一类的资料在分析和解释自杀率变化时所具有的关键性价值,因而他们在分析自杀率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时缺乏必要的经验资料作为依据。因此,当他们需要去确认被发现具有相关关系的两个变量之间是否确实存在因果关系时,他们唯一能做的就只能是借助于一些常识性的推论。例如,当涂尔干试图确认或解释为什么利己型自杀率低的教派团体内部整合程度较高这一现象时,他只能依据一些常识性的推论(如“一个宗教团体对个人判断作出的让步越大,它主宰生活的力量就越小,它的聚合力和生命力就越弱”等)最后得出结论:“新教自杀之所以较多是由于它不像天主教结合得那样紧密。”同样,当涂尔干在解释为什么随着离婚率的上升,丈夫的自杀率常常要高于妻子的自杀率时,他也主要是借助于一些常识性的推论(比如:离婚使丈夫所依赖的心理平衡与宁静被打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使人不能满足所得之物的不安心理;相反,离婚却减轻了妻子由于婚姻关系约束而遭受的压迫和痛苦等),而不是通过对成为自杀者的离婚丈夫或离婚妻子意向活动的实际考察来加以说明。由此我们可以意识到,这其实是几乎所有以统计分析等实证主义方法来对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的研究模式的通病。

  

二、理解社会学的因果分析及其局限


   回顾韦伯所构思的理解社会学或诠释社会学,我们就会意识到,韦伯构思的这套社会学研究路径正是试图为分析社会现象提供一套有效的因果机制分析模式。

众所周知,韦伯认为,“社会”本身不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它只是一个名称,一个用来标识无数个个体行动集合的名称而已。凡被涂尔干认为是独立于、外在于个体的那些社会现实,像国家、团体、封建主义等等,在韦伯看来本质上都只是无数个体行动的一种集合,只是标志着一定类型的人类互动,是个体行动和互动的效果而已。所以,在韦伯看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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